（本文最早写在Vision2010年专题）

一，个体
现代人对“隐私”最早的感知是好莱坞电影经久不息的一幕：苦恼的男主角领带歪带衬衣半开，手里晃着一杯威士忌，身边的狐朋狗友按捺不住地假装安慰，实则想知道这忧愁背后的信息和细节，hey dude, what happened?!面对朋友的窥测，男主角终于忍不住大叫道：can you just fucking leave me alone?! 在人群欢闹声中，隐私被这句Leave me alone圈了出来，成为男主角一个人的心灵角落。其中那种毫不感恩的绝对自由主义诉求，又打上了自由国度（美国）的烙印。

隐私建立在一个大大的区隔号/之上。然而这区隔号/最初是在身体上薄薄的一层隔绝之物，属于一群人，而非单个个体：巫师发明了赭红色颜料，这样，当他张牙舞爪地抖动胸脯，“与神明的沟通”时，藏在这具红色身体内的就不再是自编自演舞蹈的愚昧或诡计，而是他和村落的人共同掌握的一个秘密。在这样的原始部落里，经期来临的女人往往要被圈起来不准外出，因为她们带着作为生育秘密的“禁忌”，在不洁的赭红色照耀下，她们就是共同体的隐私。

就像一只红色的苹果。红色果皮把基因秘密藏在果肉内，红色的果皮又逗引着野兽对甘甜的渴望。如果植物有自身的意志和欲望，你一定会说，这层保护苹果隐私的红色，有paradoxically地诱发了自然的窥视，和蠢蠢欲动。所以人类在神学里的隐喻总与苹果有关。亚当吃了苹果，学会了羞耻，用叶子遮住了“男性的肿块”（希伯来语还把那个地方称为亚当的苹果tappuach ha adam），羞耻感的树叶保护了作为隐私的阴茎。

当达·芬奇制造了第一个传递秘密信息的藏经筒，这个保护隐私的密码筒与“亚当肿块”的形状一模一样，里面放着的是殉山隐修会的文档，生物性的基因变成了传经筒中，记忆基因的隐私（meme）。

所以丹·布朗的小说没什么神奇之处，《达芬奇密码》中，解密记忆基因的关键词有两个：SOFIA和APPLE，如果说Sofia代表殉山派的特征“智者”，而苹果则是当年夏娃吃下的那个苹果，“犯下了原罪，苹果成了神圣女性堕落的象征。”又是牛顿发现自然秘密的的终极密码。

那个阳具状得传经筒中有三个因素：性（亚当夏娃）、罪（堕落）、智慧（羞耻与可见）——古往今来的灵性小说中，这三者是必不可少的文学要素，只是各个做个对三者进行不断的结构重组，小说本身，难道不就是人们在“窥视”那个交织罪与欲的人间密码吗？

二，城邦

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里，城市总是一个圆形，居民们错错落落地居住在城墙包围下，那些石板小路最后总是汇集到圆圈中央的空地，越过贩卖货物的市场，哲学家和政治家在这里高声辩论，亚里士多德把这块圆心的中心称为“公共领域”，而相应的，弥散在圆圈边际每一个屋顶之下的，就是私人领域。私域，也就是隐私的藏身之所。

圆形城邦是一个整体，但是它的点状并不均衡——人们的视觉常常先为中心吸引──公共领域（那个圆心），权力、或者更进一步集体意志，就是那个又被包裹又引诱窥视的对象。于是我们有数不清的圆形建筑：边沁设计的“全景监狱”，罗马的斗兽场，前者是意志力，后者则是原始力。还有告解室，只开一闪小小的窗子，罪恶一边被诉说一边被压抑，一方是窥视者，而另一方渴望被进入——天主教哥特式的尖顶，不同样是扎入云端的传经筒吗？透视法的产生必然与“看”有关，最后的晚餐之中，人们渴望窥视甚至穿透耶稣的牺牲力，这并非亵渎，因为“看”的行动总是与“被看”的欲望相对应，这是人们对救赎的渴望。

三，无政府

城邦力，到哥特式信仰，古典的情怀在现代有一种新的形态：革命。这个词与信仰相似，只不过曾经以“救赎”为名的传经筒，如今一挥舞成为“进化”的旗；另外，身体性得到了加强——人们不再悲痛地望向玛利亚，而是在模糊革命的词汇下移动身体，个体不再是“看”的主动者，一反，成为“被看”的对象，而革命要占据灵魂，就必得不断滴钻入我们的身体。于是，贝托鲁奇在描写1978年法国的街头革命时，写得是一个“梦想家”的性爱实验，三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年轻人住在一起，分享性和爱，他们就是性欲的巴枯宁，后者说：“我不想成为我，我想成为我们。”决绝的革命份子驳回自我，林道静闭上了双眼，她不再“看”，抛弃了代表小资产阶级身份的衣衫，将隐私贡献给革命。

四，消费时代

我们时代比任何时候却更能堪破隐私：精神分析师穿透意识/无意识之间的那层薄膜，指出（point out,这是我们时代最有趣的动词）每个人潜在的肮脏力比多（libido，原欲）；评论家穿透能指/所指（Signifier/Signified）之间的薄膜，指出一个艺术家创作时想都没想过的主题；互联网再造了公域，千万的爬虫却追踪着电子屏幕信息背后的那个母体（Matrix）──秘密越容易被昭示，自我的薄膜就越脆弱。现代社会成为了看守伊俄的百眼巨人阿尔格斯（Argus），它的眼睛们嗡嗡作响，却“仿佛给每个灵魂都加上了一个消音器”。

现代媒体常常被比作Argus，“请你必须说真话！”记者们的眼睛、话筒、录音笔和摄像机指向被窥视者，那个人就必须将隐私和盘托出（至少是部分的），为的是对镜头中的那个名为自我、实则他者（other）的形象负责（想想吧，Argus看守的伊俄其实是头母牛）。“不许撒谎并没有出现在摩西十诫中。”昆德拉嘲笑道，为了对付百眼巨人，他创造了女巨人阿涅斯（Agnes），她把最隐私的部分（自我精神）关得严严实实，不阐释自我，也拒绝他人把她记住。上帝问她是否愿意在天堂与爱人相遇，她砰地关了门。

Agnes无疑是昆德拉的后现代神化创造，他们（后现代人）发现自己老去得无法忍受时，“会买一株勿忘我”，走在街上时就紧紧地盯着那抹紫色，不再看他人，世界，或自己。